涌融优配追索历代文物流失海外的过程，为文物“回家”准备可靠的证据链

唐太宗昭陵两骏，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们重近8吨涌融优配，是怎样从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嵕山上，经过一次次位移，最后漂泊到他乡异国的？

洛阳东北郊的金村大墓，是数位东周王及附葬臣属的墓葬，出土的文物数以千计，却几乎全部流失海外，中国境内留存至今的传金村出土文物，公认的仅有三件。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金村文物最为丰富，那么，该国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究竟有没有参与盗墓？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霍宏伟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学研究，在洛阳16年的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工作中，主持发掘过洛阳东周王城西城垣遗址、隋唐洛阳外郭城里坊区砖瓦窑址，以及数百座汉晋唐宋墓葬。2012年，他开始研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在美国、英国、日本的多家博物馆、美术馆，近距离观摩过较多珍宝。“现场发掘出来文物，和在海外看到流失文物，感觉完全不同。在海外看到它们，感觉就四个字，‘痛心疾首’。”

霍宏伟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海外文物，写成新书《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或者还原了文物流失到海外的证据链，或者重新发掘出文物背后被湮灭的历史。他希望这些文物在未来踏上回家之路前，有更多人能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

《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

霍宏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5月版

当考古学者在海外看到文物

霍宏伟是洛阳人。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深埋着太多历史。“我小时候就常听父母讲，祖上留下的宝贝或者家产一定要保管好，若是后代把宝贝或者家产给卖了，那叫败家子。所以我很早就有传家宝情结。”

他真正关注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始于1985年。当时，他所在的学校开设了一门课程叫“洛阳文物志”，老师们说起洛阳文物的海外流失情况，尤其是民国时期，金村东周大墓严重被盗的历史，霍宏伟被深深刺痛，“我从不看盗墓小说。”

1988年大学毕业后，霍宏伟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1991年，在邙山主持清理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三彩墓，是他考古生涯中非常宝贵的经历。古都洛阳墓葬可谓“十墓九空”涌融优配，这座墓之所以能完整保存下来，是因为上面还有一座近代墓，盗墓贼用“洛阳铲”钻探时，发现是近代墓后就放弃了。

这座唐墓的主人叫屈突季札，是唐代大将屈突通的孙子，死时才13岁。随葬器物被发掘出来后，为了安全起见，霍宏伟和解放军战士一起用草编成绳，将文物捆扎好装上军车，又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抱在怀中，再运至当地文博部门进行妥善保管。当时，他抱的是一件唐三彩文官俑。

2012年，霍宏伟第一次出国，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馆藏中国汉唐文物调查研究。宾大博物馆是美国七大收藏中国文物的中心之一，霍宏伟在那里看到了中国唐三彩。没想到这样与“故人”在异国相遇，霍宏伟十分感慨。在一篇介绍宾大博物馆藏中国古器物文章的结尾，他的行文从严谨而规范，变得感性而细腻，详细回忆起在洛阳邙山对唐代屈突季札墓进行考古发掘的场景：“现在回忆起来，抱着唐三彩的感觉真幸福，仿佛梦回唐朝，与唐人对话。”

宾夕法尼亚大学藏昭陵二骏

那次宾大之行，对霍宏伟情感冲击最大的，是看到了昭陵六骏中的两件“飒露紫”与“拳毛䯄”。唐朝建国之初，李世民依然在南征北战，多匹战马因此阵亡。修建陵墓时，李世民命人将其生前所乘六匹战马雕刻于石上，“在我国陵墓石刻中是前无古人的做法，代表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巅峰，今天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十块浮雕，当时就借鉴了昭陵六骏雕刻的表现手法。”

上千年来，“飒露紫”与“拳毛䯄”都和其他四件骏马石雕一起，守护着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如今，其中两匹石骏却被分离在大洋彼岸的大学博物馆里。巨大的时空、历史反差把他击中了，“我当时就很想让它们重返故土，但我一介书生，又无能为力。我就只能拿起笔，把我所看到的海外文物忠实记录下来”。

尽可能梳理文物盗卖、流失的证据链

写《望长安》时，霍宏伟的重心是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尽最大可能完整梳理文物盗卖、流传以至流失到海外的证据链。

2002~2003年，考古学家通过大面积考古，发现昭陵六骏石刻的唐代基石。有学者推测，明嘉靖年间关中发生大地震，昭陵六骏也可能严重受损，于是在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民间人士对石骏进行了复位、维护。霍宏伟说，这次考古发现揭开了宾大博物馆的两骏石刻的原始环境，是它们从陕西礼泉县到宾大过程中发生的第一次“位移”。

两骏前后经历了五次位移，才最终流落他乡，其中关键的出境环节，以前一直成谜，宾大博物馆的记载则显示，它们来自私人捐赠。几年前，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根据上海博物馆藏资料发现，是古董商卢芹斋等人将它们盗卖出境，北洋政府还曾打算将卢芹斋抓捕归案。“所以宾大博物馆的两骏虽然是通过捐赠方式获得，但仍然是非法的。”霍宏伟说。

多年来，传教士怀履光究竟是否参与金村大墓盗窃，一直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怀履光利用在开封做圣公会主教的身份，参与了大墓盗掘。

霍宏伟梳理史料后认为，1927~1931年金村大墓被疯狂盗掘期间，怀履光没去过金村大墓现场。但他在1932年到过，日记里却没有更多详细记载。随后，霍宏伟在怀履光写的《洛阳故城古墓考》里涌融优配，找到了他当时真实行程的证据。

书里有18张照片，内容是金村大墓所在的洛河平原、北邙山黄土丘陵地貌、古墓冢分布情况等等。怀履光在前言中说，书中大部分插图是他自己拍摄的。“这说明怀履光去洛阳的目的就是考察金村大墓，为写《洛阳故城古墓考》做准备，也是为了避免以后在道德与伦理层面遭到谴责，所以才在日记里有意不写到金村的事。”据当时人记载，洛阳盗墓最为猖獗时，盗墓贼不分昼夜，“挖掘现场，摊贩林立，棚帐遍设，古玩收购商人，不绝于途”。霍宏伟推测，在金村，怀履光很可能与盗墓人员有过接触，为了进一步了解金村大墓的墓室结构与随葬品分布情况。

如今，中国境内留存至今的传金村出土文物，一般认为仅有大铜鼎、铜尺、“命瓜壶”三件。至于墓主人究竟是东周哪些王及臣属，也因为大墓被多次洗劫，至今无法得到确认。

宫廷政变背后的将军故事

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中轴线的后部，展出着一组唐三彩俑，被大英学者认为是镇馆之宝。2017年，“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展出。其中，展出了一件高大的三彩文官俑。

然而长期以来，大英博物馆学者只是根据上世纪30年代文物入馆时，随附的原始墓志拓本翻译过来的英文，将墓主人姓名音译为“刘廷荀”。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大英博物馆卷》编纂工作启动，霍宏伟负责部分大英博物馆文物的研究。他发现，洛阳出土唐代墓志中没有“刘廷荀”的墓志，但根据墓志拓片里刘氏卒年线索，找到与其匹配的刘庭训墓志信息，该墓志原石现藏于开封市博物馆。

霍宏伟还考证出刘庭训埋葬地点在唐代上东里，位于今天陇海铁路的南侧附近。上世纪20年代，铁路线经过邙山南麓，一批古墓被破坏，墓中文物批量出土，很多外籍铁路职员趁机收购和径自偷运出境。

刘庭训是史书中被湮没的人物，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霍宏伟说，他的经历其实很有代表性，是盛唐时期几场血雨腥风的宫廷政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

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刘庭训因平定契丹叛乱，从最低级的军官升至六品官员。神龙政变时，他参与了诛杀张易之，辅佐中宗顺利登基，遂升为五品，而后转任太平公主府典军。唐玄宗继位后，与太平公主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结果是太平公主党羽被全部斩杀。奇怪的是，刘庭训不仅没被株连，还加官进爵，受封“忠武将军”。霍宏伟根据墓志中的委婉记载推测，他应该是向唐玄宗提前通报了太平公主即将谋反的消息。“在那个不断有宫廷政变的时代，经历跌宕起伏的刘庭训能各种化险为夷，活到71岁才安然去世，实乃幸甚之至，令人感叹。”霍宏伟说，但他肯定想不到，自己去世后1000多年，墓中的唐三彩俑会远渡重洋，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考古学的根本目的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八个字在这组唐三彩背后的历史发掘上，体现得非常充分。”霍宏伟说，这些研究也进一步彰显了在研究海外藏中国文物方面，中国学者本该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

甄别文物流失的方式至关重要

去年，网友自制的一部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全网爆火。一只身着翠绿汉服的“玉壶精”作为主角，讲述了流落国外的“国宝”迫切希望回国的故事。随后，网上掀起一阵讨论文物回归的热潮。

《望长安》里，霍宏伟写了这样一件往事：“2018年11月23日中午12：01，从伦敦飞往北京的国航客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跑道的一刹那，机上一名乘客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他和同事此行肩负着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将流落海外150余年的圆明园旧藏青铜器‘虎鎣’护送回国。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任务，让‘虎鎣’安全回家。这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乘客就是我。”

作为汉唐研究方向的考古学者，霍宏伟经常被人问及的一个问题，也是成千上万件流失在海外的文物，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要让流失在海外的文物顺利回家，甄别文物流失的方式至关重要。”

以往有学者撰文说，通过战争抢劫、非法走私出境的文物，道德上属于非正义占有，中国作为文物流失国可以保留追索权，但真正实施追索时还需拿出证据，证明某件或某批文物系通过战争或走私方式流出。

霍宏伟还反对国外某些学者关于文物是“世界性”的观点，“文物不仅是文物，还应该上升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遗产高度”。他说，国际学界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原真性，一是完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组或者一件文物保存在文物原来所属的国家，是最合适的方式，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考古研究反复强调，要还原历史情境，回到考古现场，让这些流失至海外的文物回归到它们的祖国，也就是回归到历史情境当中。”

而要让文物回家，“需要文博考古学者和法律学者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法律界也在积极参与，并在某些文物的顺利回归上取得进展。“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未来的文物返还问题，所以我这本书的名字虽然是《望长安》，就是辛弃疾写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但最后我还是相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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